第8章杭州火车东站将建成国内最大光伏电站

　

此后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点到面、逐步走向规范化、法制化。

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，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，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{8} (P. 1058)。顾长声著《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：来华新传教士评传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。

所以，黄宗羲所言的君，必由大公无私、能为天下人谋利的贤者为之。三代以后，被统治者称为法的制度，维护的是一家一姓的利益，是君主一人之私，法已经失去了正当性。官方力量的介入，对西方的介绍力度大大加强，此前有关零星的西方知识，此时形成系统和规模。清朝廷下谕派遣载泽等人赴西方考察政治，尽管这道谕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立宪、宪政等词，但在考察团临行前夕，慈禧接见考察团成员时，还是说到了立宪，并言若立宪不损害满清朝廷的统治，将会决意实行。三代以上的君，如尧舜禹虽也不免好逸恶劳，但一旦为君，则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。

但相信此时宪法、宪政、民主等这些词汇对主张改良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会陌生。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，近半个世纪，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对议会做出不同解答，但维新的目标却是不二的，即仿效西方建立议院。{12}沈家本：《沈家本未刻书记纂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果然如此，我们若想得到略可满意的宪政，恐仍须时间的经过—历史的教训。在寻找宪政的关键词时，我们首先会碰到启蒙这个并不陌生的词汇。首先是议政的传统使西方议会与中国传统有了契合点。宪政最初在中国的移植有两条途径：一是明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西方文化、制度的介绍。

这些西来的书籍和中国士人的回应，为19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作了储备。在探索不同的文化间交流、融合的规律方面，高旭晨教授有着精辟的阐述，即一般来说，制度的移植，尤其是各成体系的文化间价值观的融合，双方必有其相同或相通之处，即有传统上的互相认可方可进行{1}。

本文拟以宪政在近代中国发展为线索，探讨中国传统理念中的宪政因素，并对这些因素在近代宪政中的作用进行分析。对权利和权力的关系，刘作祥教授总结道：权力是被授予并应该被限制的{3}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到当时新旧两派围绕维新、议院、民权等而进行的激烈争论：其后启超等之运动，益带政治的色彩。）一年后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在综合五大臣考察奏折的基础上，清王朝终于下宣示预备立宪谕，中国的宪政终于进入了实践的阶段。

其言曰：后之为君者，以天下之利尽归诸己，天下之害尽归诸人。在阐述了君之起源与职责后，黄宗羲又言君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，将君分为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。议会中国学界对宪政概念、内容、精神和发展的研究，自清末民初以来就不曾间断。就中国社会而言，在1840年代介绍世界的有影响书籍中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这种制度。

因为中国议政传统影响深远，所以近代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时，议院为社会普遍接纳，凡主张立宪的先驱，甚至是在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之间徘徊、折中的官僚和学者，也无不将立议院作为改良社会的首务。对于这个加速，中国社会也许并未做好准备，立宪、宪法、民主这些名词盛行较议会大大缩短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当时的人们，包括朝廷，已经没有心绪像研究议会那样来对宪政、宪法、民主、法治等词汇的传统平台进行考究，维新传统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
这无疑是对维新的质疑，甚至否定，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《劝学篇》的写作之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，即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，受西方影响民权、父子同罪（即长有平等）、男女平权等新派思想已经对传统的三纲构成挑战。四、结语从中日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要求维新立宪，到1905年清朝廷仿效日本派出使节考察西方政治，继而在1908年颁行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中国近代的宪政终于从精英的主张变成了朝廷的决策，从民间的呼吁变成了政府的行动。

一家之法的特点则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，又可以称为非法之法。熊月之认为这是迄今所见中文资料中，中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。黄宗羲的设计是：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长官—祭酒应推择当世的大儒担任，或以致仕的宰相为之，地位应与宰相相同。【注释】[1]参见[法]卢梭著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，第1卷第6章《论社会公约》、第2卷第6章《论法律》、第12章《法律的分类》[2]有关西方传教士携带的书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参见葛兆光著《中国思想史．第二卷．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29-335页。在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、《原法》篇中，黄宗羲对历史重新解读，提出了君、臣、法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，在黄宗羲的论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、权利与权力的阐释。维新传统对近代中国接受西方学说的作用，如前所述是从明代中叶就开始的。

《瀛寰志略》将上下议院称之为爵房、乡绅房。{9}周宁编：《2000年西方看中国》（下册），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。

如果一定要将三代以下的制度称之为法，黄宗羲进一步辨正道：未尝为一己而立的三代之法，是天下之法。中国文化在延绵五千年的发展中，以开明的姿态融合着不同的文化，尊敬祖先与维新革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，尊祖使中国文化发展延绵有着坚韧的生命力，而维新又使中国文化不断地更新。

黄宗羲从批判传统的君臣关系开始正臣之职责。为夺君主之位、享君主之利，天下人不惜干戈相向，妻离子散，骨肉相残。

而张之洞亦着《劝学篇》，旨趣略同{16}(P.84-85)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正值维新变法时期，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却谕旨将梁启超视为旧派典型之论的张之洞《劝学篇》颁行全国，并赞赏张之洞的主张持论平正通达，于学术、人心大有裨益。但是，三代以后，为天下而出仕的臣，不以万民利益为重，而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，从为天下变成为一人，臣成为君主的仆妾。故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。{2}(P.460-461)按着人性的需求生活是自然赋予人的基本权利，而与权利密切相关的权力，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拷问中，在启蒙与争取权利的背景下，由神授、天授转而成为民授，即正当合法的权力来自公众。

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相一致的是，在黄宗羲的论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对公意的推崇，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以及对权利的渴求。1881年的日本已经开始开国会预备立宪了。

下谕出战、约和、建城、军需、铸钱、封官、定生死罪等事，皆归君主意。（黄）宗羲以史学为根抵，故言之尤辩。

参见俞江《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5页[8]此文为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的中文碑文节选，译者注释此文完成于1844年。在此，我们也许应该多费一些笔墨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政因素进行历史地考察，探究这些因素在西方宪政进入中国社会时的变化和作用，以摆脱近代以来传统因素总是被动地影响社会，而求得对传统的主动发掘，使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在现代中国宪政的发展中能有应得之席位。

{17}李细珠：《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。公民失去了面对面商谈的机会，但兜里却多了一张选票。一般教科书中，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的开端，但就思想而言，大约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产生的启蒙思想已然对传统提出了挑战，而这一挑战是在未受西学影响情况下产生的，它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。中国方面，至少在1860年代末期也开始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。

中国人之所以较早地认可了西方的议会制度，从历史方面考察，无外乎两个原因，即中国本身有着议政传统的同时又具有维新的传统。惟设新律、重粮税，此不归君自定也。

即使这样一位思想超前的官员，在说到华盛顿合众国以为国、不设王侯之号、不循世及之规、公器付之公论时，仍以中国三代之制比附，以为华盛顿所创立的制度骎骎乎三代之遗意。比如1840年代刊刻的林则徐的《四洲志》、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、梁廷柟的《海国四说》、《合省国说》、徐继畲的《瀛寰志略》等，对英美的议会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。

{4}[法]卢梭：《社会契约论》，何兆武译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。对宪政的研究，揭示了宪政之所以能够进人近代中国社会并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—因为宪政中有着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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